17日，《家乡有待·郭峰人物画展》在甘肃美术馆低调开展，去掉了颂歌式的开幕式，但当日的观展热度丝毫不减，前来捧场的除本地美术界同仁，还有来兰举办《九维·墨道》展览的袁武、刘佳等画界大咖。从不同渠道的反馈来看，画展获得了一致好评。画展以现实题材为主，还推出了部分写生山水及游戏笔墨的遣兴之作。如果去掉后者，突出人物画实践的承续性问题，既保证了学术的纯粹性，又有利于在审美层面带给作者和观众重要的启示意义。“家乡有待”其来有自，据郭峰讲，是他早年有感于“精准扶贫”活动的创作所得。2022年，我写成《在场与不在场的审美张力》一文，阐发了“家乡”一词所蕴含的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以及“待”字在生命困境与寻求解脱之间所呈现的悖反关系与想象深度，当时就意识到这一主题开掘不尽的永恒魅力。这次展览纳入了近两年的新作，在郭峰征询画展名称时，我俩关于《家乡有待》的意见不谋而合，下面谈谈自己的观感。
同一绘画主题的反复使用在美术史上十分常见，如梅兰竹菊，向来是文人画家热衷的题材；西人中，梵高的《向日葵》、修拉的《大碗岛》等等莫不如是，这一现象起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生活中发现有意味的主题实属不易，其次，一旦抓住了主题命脉，就需要在不断的深入和强化中形成气候。郭峰长期生活在基层，注重观察和思考。现实题材如何紧扣时代脉搏，是一个各显其能的终极命题。以农民生活为介质思考人的问题，是郭峰人物画的着力点，他的代入感源自共情，即真诚地捕捉人物的精神状态。不得不说，站在岸边的打量和中流击水的泅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方式。《家乡有待》中的人物意象不仅仅是现实的投影，也就是说，留守和孤寂不是生活的常态，在时代转型中，人与自然契合无间的自足状态，才是农耕文明的最大馈赠，也更让人神往和留恋。“待”是期待某种变化，而各种“劳作”的挣扎姿态，是时代转型付出的必然代价。
在《家乡有待》画展中，以两、三人为主体的画面构成最为精彩，这是因为人物行为的相互作用和呼应关系，相较于大画而言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浑然一体。显而易见，人数众多的大场景处理遵循的是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而两、三人的画面则侧重于从细节和细微处见精神。有了这一前提，出现在画面中的短墙、木屋、山体、树木、道路、田塍等，就不仅仅是画面本身的需要，更是人物内心活动的进一步延伸和无声诉说，成为情境营造的有机部分。可以这样说，“家乡有待”主题下不同生活样态的复调结构，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艺术要素：在场与不在场的迁想妙得；人物形象在空间布局中正与反、远与近、大与小的合理化安排；光感与投影的虚实变化造成的神秘氛围；严谨的造型和松弛的笔墨之间的表现性把控，等等，这一切统摄在玩转抽象与具象的形式美感之中，完全破除了一般人物画具象与抽象的两极对立和单一表现，是非常了不起的。
比较《家乡有待》的前后期作品，前期作品偏向写实，人物意象和景观构成是明确的，给人静谧的沉浸式审美享受；后期作品在充满动感的复调结构中，意象不再是孤立的形象存在，而是渗透在感性十足的生猛笔墨和强有力的造型语言中，使其表现染上了浓郁的隐喻和象征色彩。展览中有幅作品，两位老人坐在黑色轿车前，身后的路标提示来路或远方，在这里，变与不变是相对的，经过时间打磨的朴素而充盈的精神本质是永远不变的。如果模仿是现实的复制，写意是主观心性的表达，那么，“表现”超越了模仿和写意，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反思性意味和揭示内部世界的真实意义，是它独一无二的可贵品质。这次《家乡有待》展出的近期人物画，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郭峰融合了写意笔墨和西方表现主义的某些特质，由此趋向原始、抽象与躁动不宁、富有激情的实践方向，展现出不断探索的广阔前景。从这一意义上讲，将郭峰视为70后人物画家的代表似不为过。
这里推出的是郭峰近两年的作品，对早期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在场与不在场的审美张力》。
（文/北辰，2024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