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非遗工艺品到底好不好，谁说了算？这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专家、藏家和评奖机构。技艺的难易、材料稀缺与否、师承是否正宗、有没有拿过大奖，这是数十年来常见的评价标准。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这套标准似乎应当被重新思考。一个年轻人在短视频里展示自己花几十元淘来的瓷杯，评论区上千条“求链接”，它的影响力显而易见。参与评判的群体正向更广阔的大众扩展。
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由人民大众担当主体、主创、主角，借助新技术、新工具，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流程，形成共创共享生态的新大众文艺，同样带来了一场关于“谁来评判”的再思考。
“技艺高低”与“生活远近”
非遗工艺品的传统评价体系底色主要是“物”。评价一件作品好坏，很大程度上主要考量它用的什么材料、费了多少工、师承何处、能不能入藏等。这种判定方法有一定道理，原因是这些工艺的看家本领就是手艺。但是，当“难”和“精致”成为主要加分项的时候，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作品很容易越做越繁，越来越减弱它的功能性，离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发展的路子也越来越窄。
2026年7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展出了近百年来各地民间陶瓷185件。展品大多为炊煮器、饮食器、储藏器等日常用器。这些长期被视为“粗瓷杂器”的民间器物被请进高等学府的艺术博物馆，具有特别的意义，说明除了“官窑—民窑”的序列外，“是否扎根生活”也成为评价陶瓷艺术的重要参考。
从长沙铜官窑的例子也能看出传统评价标准的一些不足。唐代制瓷业素有“南青北白”的说法。依此标准，这座同期民窑的作品并不抢眼。但是，该窑窑工随手题在执壶上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等大量的诗词，却让该窑制瓷大放异彩。那些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展露真性情的诗词，让长沙铜官窑持续被追捧、被津津乐道。由此可见，打动人心的不一定是特定工艺或风格，还可能是其他因素。技术指标能描述器物是怎么做出来的，却解释不了它为什么能让人心里一动。
需要更完善的评价体系
新大众文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人皆可成为创作者、传播者、评价者。醴陵的“捡瓷”便是一个代表性现象。2023年8月，一条“醴陵尊嘟可以捡瓷器”的短视频爆火，大量年轻人涌向醴陵，去陶瓷厂周边挑选所谓的次品。当地政府顺势而为，公开发布“捡瓷地图”。此后，到醴陵“捡瓷”“淘瓷”的人超500万人次，2000多万件瓷器被游客带走，“捡瓷器”甚至和“玩烟花、吃小炒、看大剧”一起，成了当地的文旅“标配”。
长沙铜官窑短视频《铜官不止窑》2025年4月上线，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6000万次，并直接带动了线下客流。2025年“五一”假期，铜官窑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6月15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历史文化街区东茅街举办，该活动的主题就是“融入现代生活 非遗正青春”。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人们的兴趣点已经发生了转移——除了鉴赏高超技艺、精致工艺，人们也越来越关注非遗工艺和今天的人、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当然，评价主体的扩大也带来新的风险。流量可以反映共鸣，却不能等同于质量。一件作品被算法推到千万人面前，可能是因为它足够优秀，也可能是因为它足够猎奇、足够便宜。“李鬼式”的非遗工艺品认证充斥市场，AI生成的“伪传承人”混淆视听，极大影响公众对非遗工艺品的认知。一方面，传统评价体系与飞速发展的时代需求有诸多不合拍之处；另一方面，现有评价体系又很容易被新的噪声影响。当前，非遗工艺品领域更需要一套公众看得懂、也经得起检验的评价体系。
内容的重新界定
另一个问题，即“改了形式的非遗，还是不是非遗”，同样值得关注。
对此，学者王斌在《何为非遗的“真”传承》一文中作了很好的讨论。他引用了两个概念。一是“原真性”，源自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要求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它适用于文物。二是“本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对非遗给出了明确定义，非遗世代相传，并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把文物的标准套到非遗上，就会生出很多尴尬。有一位曾在故宫修复文物的珐琅技艺传承人，把掐丝珐琅的天然矿石釉料换成环保平价材料，把纯铜掐丝换为仿铜工艺，用环保冷粘胶代替高温烧制，原本三五年才能入门的手艺，退休老人几个月就能上手。争议随之而来：这算不算真传承？王斌在文中分析，非遗的生命力在于流动，非遗要在守住文化内核与核心技艺的前提下实现代代传承，就要守住非遗的本真内核，放开形态的边界。
非遗工艺品领域出现大量类似的尝试。醴陵釉下五彩瓷工艺成本高、周期长，顾客常常一问价就转身。陈利、申彬在父亲陈扬龙“薄施淡染”技艺的基础上，开发小茶杯、小碗碟、冰箱贴、小饰品等文创产品；黄小玲创办的醴泉窑把大师手绘的釉下五彩做成可以磁吸两用的陶瓷胸针；陶润会的一款马年盲盒杯定价68元，售出7万多个，还拿下2025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湘绣“00后”刺绣师唐红，用鬅毛针绣制耳钉，把湘绣做成环保袋和首饰盒，让这门以精细著称的手艺进入了日常穿搭。这些产品并没有降低技艺门槛，却把过去“看得起买不起”的技艺变成了普通人的欢喜。这些实践探索共同表明，只要守住了核心技艺、文化内核等非遗工艺的魂，那么开放形式就并非不可接受，甚至可能赋予非遗工艺品新的生命力。
从“一家定调”到“多元协商”
当前非遗工艺品评价主要涉及四类主体：专业圈层侧重艺术性与历史脉络，非遗保护体系侧重技艺的完整与本真，市场侧重转化与收益，大众侧重情感共鸣与生活实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谁压倒谁，而在于让彼此可以对话。王秀庭在《真正做到既“新”且“好”——谈谈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的建构》一文中认为，评价要首先从“身份判断”转向“价值判断”，“如果评论只依据主体身份和传播方式来确认作品的‘新’，便可能以社会学描述代替审美判断”。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非遗工艺品：专家的审美判断、传承人对技艺的坚守、消费者的实际使用、平台的传播反馈，都是有效信息，但都不是唯一答案。
湖南的一些做法值得关注。醴陵市建立非遗专家团，从专业成就到师承关系逐项量化评分，让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认定过程可追溯；同时用产业和文旅把评价落到实处，全市陶瓷产业集群总产值已突破800亿元，2025年接待游客121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4亿元。非遗工艺品的评价不是只看获得了多少荣誉证书，也要看展览效果，看直播间和街边小店的数据。当然，转型远未完成：贴牌代工、有产量无品牌的老问题依然存在，说明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非遗工艺品评价体系的健全表面上是标准的更新，实质上是“人”的回归。新的评价体系要在新时代、新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不能搞“一家定调”，而要“多元协商”，让四类主体在具体场景中各自发挥作用并形成合力。评审与学术判断交给专家，技艺的底线交给传承群体，产品检验交给消费者，传播效果交给媒体数据，再通过公开的展览、赛事和讨论，把各方的意见汇聚在一起，综合考量。同时，“协商”不等于谁也不负责，而是让每一方的意见都得到尊重。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二级艺术创意设计师
栏目合办：中国艺术报社 湖南省文联